焦实斋|北平和平解放的积极推动者

机电学院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21-09-13

  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焦实斋(1899-1987),名蕴华,字实斋,河北井陉人,1952年加入民革。1949年随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民革第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常委,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团结报社社长,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9年召开的纪念北平和平解放30周年座谈会。照片中的两位老人受邀参会,当时均已年至耄耋。他们笑容满面,相谈甚欢,似是许久不见,畅叙友情,又或是正在重温30年前波澜壮阔的那段历史。

  这两人都为30年前的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左侧是何思源,右侧的是本文主人公焦实斋。

  1899年,焦实斋出生在河北省井陉县一个士绅家庭,原名蕴华,表字实斋。他自幼聪颖,勤奋好学。24岁那年,以优异成绩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专业毕业,而后,被推荐到天津扶轮中学教书。

  当时京津地区正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其对内实行独裁、革命,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列强、出卖国家权益,激起人民极大不满。为寻求真理、拯救国家,焦实斋参加了由高仁山、周恩来等创建的爱国青年组织“新中学会”,又参加了中国,成为左翼组织“新中革命青年社”的骨干分子,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在北方执行部领导人李大钊、高仁山等被残害后,焦实斋在天津日租界的家,一度作为河北省党部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这期间,他还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与北方组织的秘密交通员。

  1928年,二次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形式上的统一。焦实斋先后担任天津特别市教育局长、天津特别市执委兼训练部长。1929年3月,他又作为天津特别市党部推选的四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国三大。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为了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规定参会代表可以不用经过选举,而由他本人指派即可,妄图安排大批分子和自己的亲信参会。焦实斋等代表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反复抗争无效后,便与童冠贤、马洗繁、何思源等20多人愤然离场。

  不久,蒋介石北上。路过天津时,天津特别市党部居然没有一个人前去火车站迎接,令蒋介石深感不满。蒋到北平后,在北京饭店召见天津市党部全体执委,会面时却无人起立,也没有人说话。蒋介石只得强忍怒气,“嗯嗯”了两声,摆摆手让大家回去了。

  后来,蒋介石又派陈果夫去找焦实斋,以示拉拢。焦实斋得知消息后,仍然选择避而不见,这下着实惹恼了蒋介石,盛怒之下开除了焦实斋等人的党籍。焦实斋晚年谈到此事,曾感叹道:“那时我们太年轻了,政治上很幼稚,用那种简单、冲动的办法,是斗不过老蒋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焦实斋同无数中国人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他谢绝了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抛下妻子儿女,毅然投笔从戎,随中央军第五十二军开赴前线。这段时间,他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漳河战役、台儿庄战役等。

  1939年,焦实斋决定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研究国际政治。留学两年间,他如饥似渴地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不仅专注于国际政治问题,还着重就欧洲历史、人文和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对他后来从事国内政治和教育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焦实斋时刻关心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更密切关注着国内抗战情况。他曾撰写大量文章介绍和评论中国军民的抗战功绩,发表在国外报刊上,并且被国内和东南亚报刊争相转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远东战争的格局。焦实斋结束留学,乘海轮回国,途经云南的时候,他见到了杜聿明。

  焦实斋和杜聿明可以说是莫逆之交。1933年长城抗战后,中央军第十七军(即后来的第五十二军)驻扎于北平,焦实斋与一些社会名流常常应邀到部队进行演讲,因而结识了关麟征、黄杰、杜聿明、郑洞国等将领。抗战爆发后,焦实斋又担任了第五十二军的高级顾问。由此,跟杜聿明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见面之后,杜聿明大喜。当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杜聿明任副总司令,急需一位驻印联络人员,协助办理有关外交事务。焦实斋是出色的国际问题专家,深谙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于是,焦实斋放弃了回重庆与妻儿团聚的打算,作为杜聿明将军的高级顾问赴印度出任中国远征军驻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负责与英美盟军的联络工作。

  第一次远征军作战失利后,郑洞国奉命就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和中国驻印军副总司令,又继续聘请焦实斋担任驻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直到印缅反攻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焦实斋才回到国内。

  1946年初,焦实斋受杜聿明邀请,来到沈阳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总顾问。杜聿明觉得焦实斋是个难得的人才,非其他幕僚所能代替,对其极为倚重。焦实斋随杜聿明一道,参加了与美国特使魏德迈等人的会晤和谈判,并担任翻译;在大连与苏军交涉时,又参与了在军舰上的对苏谈判。杜聿明曾对人说:“我宁失千人,勿失实斋一人。”

  一直以来,杜聿明都希望筹建一所大学,他认为有了焦实斋的帮忙,这个愿望很快就能付诸实施。于是,杜聿明提供筹备经费,焦实斋全权负责筹建事宜。接手筹备处后,焦实斋每件事情都亲力亲为。他告诉杜聿明,创办大学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成立学校董事会。几经奔走协商,董事会确定了最终人选。

  焦实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完成了学校选址工作,并建立了教学楼、宿舍楼等,还在北平等地邀请了诸多教授名流任教。

  ▲1946年,焦实斋夫妇(右五、后左一)与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郑洞国(右二)在沈阳。

  在他的努力下,大学初具规模: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担任名誉董事长,杜聿明任董事长,董事包括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郑道儒、辽宁省主席徐箴、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合江省主席吴瀚涛、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兴安省主席吴焕章以及沈阳市市长董文琦,东北知名人士臧启芳、王家桢、马毅等人。校长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忠绂担任,教务长由焦实斋担任。大学共设4个学院12个系。除董事会成员外,从校长到教授,全部实行聘任制。经商议,董事会一致同意,把学校校名定为中正大学。

  很快,中正大学获得了政府教育部的批准,于1946年8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熊式辉、杜聿明、张忠绂、焦实斋和董事会成员及各界名人显贵应邀出席。开始招生的时候,前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一时间,在沈阳造成不小轰动。东北九省达官显贵、地主乡绅、普通民众都以能送子女到该校读书为荣,中正大学一举成为东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

  建校之初,杜聿明曾立下规矩,学校董事会只是个松散机构,负责学校一切经费,至于教学及其他事情,董事会绝不干预。后来,杜聿明欲在中正大学设立组织,他向焦实斋等人征求意见,焦实斋和文学院院长余协中均认为,党务和教育完全是两回事儿,教授要的是教学,学生要的是知识,校园不需要派别。杜聿明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连连点头称是,不再提此事。

  在东北的这段时间,焦实斋目睹了政权的腐败无能,官吏贪污横行,人民怨声载道。他内心极为失望,不愿再做这个腐朽政权的殉葬品,打定主意埋头教育事业,今后再也不涉足官场。

  1948年,焦实斋重回北平教育界,出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一天,焦实斋和好友一起餐叙,忽然卖晚报的来了,服务员见有焦实斋的消息,就送了过来,晚报上赫然印着一条消息:“南京专电:任命焦实斋为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朋友们都感到很突然,以为焦实斋暗地里和蒋介石还有联系,但焦实斋明白得很,这不过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法。他当即表态:早已脱离,绝不会当这个市党部主委。而后,北平市党部给他转来电文,焦实斋既不接受,也不看;党部又亲自派人请他上任,他都一概谢绝。政府见他态度坚决,也无可奈何。

  10月,蒋介石飞抵北平,请焦实斋到圆恩寺胡同行辕会面。手机开奖看结果找1378。焦实斋抱定决心,不与政权合作,态度不卑不亢。原以为这次召见,蒋介石会督促他早日就职,但见面后彼此却没说几句话,让焦实斋感到实如滑稽剧一样,极为好笑。回到家中,焦实斋想起20多年间两次见到蒋介石的情形,不禁感叹道:“大不如前,大不如前了!连他哼哼的声音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这时,傅作义已经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在得知政府意欲任命焦实斋为北平市党部主委后,傅作义特地找焦实斋谈心,探询他的意见。焦实斋向傅作义表明了“绝不就职”的坚决态度,并且幽默地说:“我这个党员早在20年前就被老蒋开除了,现在又拉我出来做什么市党部主委,岂非天大笑话?”傅作义也深知他的政治态度:不愿牺牲个人信念,去讨好玩弄权术的蒋介石。

  1948年冬,战局日益紧张。偏赶上此时,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副秘书长郑道儒以筹谋经费为由,一走了之。傅作义找到焦实斋,希望他能够担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并且诚恳地对焦实斋表示:“蕴华,蒋请你,你可以不出山。不过我如果有难处,你还要鼎力相助啊!”起初,焦实斋仍然态度明确,不愿再涉足官场,但是傅作义对他说:“北平已处于生死攸关之际,为使二百万市民免遭涂炭,我们一定要共同维持局面,设法寻找出路。”

  傅作义是焦实斋相知多年的好友,言谈话语中,焦实斋确切感受到傅作义停止内战、谋求和平的心迹,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这项使命。

  12月,焦实斋就职,他深感临危受命,力鲜能薄,但既受傅重托,必须全力以赴。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保证北平市民正常生活,他需要处理大量烦琐而又紧急的事务。焦实斋到任后,不辞辛劳、事必躬亲,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的主要日常工作是联系民意机构、社会团体,落实教育经费等等。后来,他干脆搬进了位于中南海的华北总部,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受傅作义委托,焦实斋组织召开了几次北平教授座谈会,听取各阶层对时局的意见,并及时向傅作义反映情况。他还参加了华北总部文教处在辅仁大学举办的各界人士报告会,在会上以《和平问题与生活问题》为题,向大家转达傅作义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政治主张。

  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面对傅作义的举棋不定,焦实斋认为:“究竟要走哪条路,要作出最后的抉择,这必然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不论是和是战,都要做严肃认真、对国家民族负责的考虑,绝不能轻率从事。”事实也是如此,这些日子里,傅作义矛盾重重、思虑万千,经常在办公室独自踱来踱去。

  按照傅作义对北平各界名流的承诺:“留者欢迎,去者欢送”,这段时间,焦实斋亲自安排送走那些打算离开北平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第一批大多是校长,第二批则是一些教授。

  1949年1月,北平城内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和平抉择的最后关头,1月16日,由焦实斋组织,以傅作义名义发帖邀请北平的学者、名流到中南海聚会,一起讨论对时局的看法。焦实斋负责当天接待工作,会前特意与每个人打了招呼,请他们务必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当时的文化名人有徐悲鸿、周炳琳、马衡、黄觉非、朱光潜、许德珩、胡先骕等二十多人前来。傅作义诚恳地说:“当前局势如何,想听各位意见,以作定夺。”会上,学者相继发言。徐悲鸿认为:“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我们唯一光明出路,也是北平全市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就是希望傅将军派人同开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胡先骕赞成徐悲鸿的建议,呼吁傅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北平免遭兵灾。大家一致觉得:“只有和平,别无他途。”这次聚会意义重大,焦实斋称其为“最后一席话”,为傅作义下定决心作出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何思源等主张和平人士,也在奔走呼吁和平。焦实斋按照傅作义的指示,加强了同他们的联系,并且向他们转达了傅作义的意见:一是赞成,二是支持他们的和平主张和行动。北平各界代表几次出城与解放军接触,都是由焦实斋负责协调行动时间、路线及通关办法。他作了妥善安排,工作周到细致,确保了代表的人身安全。

  1月19日,经过多次谈判,解放军同傅作义方最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北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深圳福坛为了缩短新旧政权交替的无政府状态,完成顺利移交,按照《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第二条,“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北平联合办事处由亲自领导,双方各派代表三人组成领导班子。中共方面有陶铸、徐冰、戎子和三位代表;傅作义则在指定郭宗汾、周北峰后,又把焦实斋找去,命其为代表,并写了一张代表名单送交:“将军:大函敬悉。兹特派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前往参加。”

  1月29日,联合办事处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商定了整编方案、工作范围、程序和具体措施,同时对工作做了分工。中共方面的分工是:军队整编由陶铸负责联系,行政方面由徐冰负责接收,财经方面由戎子和负责接收,文教方面由钱俊瑞负责接收。傅方代表分工是:郭宗汾、周北峰负责联系整编工作,焦实斋负责北平行政、财经、文教等方面的移交工作。其中,接管北平市政府一事就是由焦实斋陪同徐冰进行的。徐冰向全体人员交代了政策,稳定了人心,交接过程很顺利。

  北平联合办事处从1月29日成立到4月中旬工作结束,共举行会议13次,处理了大量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项。经过近三个月紧张有序的工作,北平移交顺利完成。双方和衷共济、配合默契,解决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一系列善后问题,使得“金融不乱、物价平稳、水电粮煤不缺,物资没有损失,人民生活如常”。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焦实斋评价成立联合办事处及其工作,是“北平和平解放的一个创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这段经历,也成为焦实斋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焦实斋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政务院工作。他怀着满腔热情,以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先后担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一个家庭的故事——外公外婆的老照片》,郑建邦,团结出版社,2016年。

  2.郑建邦《爱国革命 矢志不渝——纪念焦实斋先生诞辰100周年》,《团结》,1999年第4期。

  3.《傅作义生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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